1935年4月1日，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南渡乌江。队伍继续向前推进时，人们却发现，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、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钱壮飞没有跟上来。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，立即派人沿途寻找。乌江两岸山高路险，部队又处在国民党军重兵追击之下，搜索不可能无限期持续。寻找人员没有发现钱壮飞，他就这样消失在长征队伍身后，年仅40岁。 有人认为他在躲避敌机时遇难，有人说他已经过江，也有人怀疑他落入了乌江。直到66年后，贵州党史部门的调查才把线索重新带回乌江北岸：钱壮飞并非坠江或死于空袭，而是在掉队后，遭当地土顽分子杀害。 问题也由此变得格外沉重：这样一位曾从国民党特务机关眼皮底下救出中共中央的人，为何会孤身落在一条陌生山路上？ 六封密电，逼他把自己留在虎穴里 要理解钱壮飞牺牲带来的震动，必须回到四年前的南京。 1929年前后，在周恩来领导下，钱壮飞与李克农、胡底组成特别党小组，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及其掩护机构。后来，三人被誉为隐蔽战线上的“龙潭三杰”。 钱壮飞所处的位置尤其危险。他取得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，被带到南京担任机要秘书。送到徐恩曾手里的秘密文件和电报，不少要经过钱壮飞。表面上，他是徐恩曾倚重的助手；实际上，他承担着为党获取敌方核心情报的任务。 1931年4月25日深夜，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特急绝密电报。徐恩曾不在南京，独自值班的钱壮飞发现，电报涉及一个化名“黎明”的重要人物。 “黎明”就是顾顺章。 顾顺章曾参与领导中央特科，熟悉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、人员住址和联络方式。他在汉口被捕后迅速叛变，一旦被押到南京，把所掌握的情况全部交给国民党高层，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将面临一场毁灭性搜捕。 钱壮飞必须马上报警，但他不能直接从南京消失。过早暴露，不仅消息可能送不出去，还会让徐恩曾立即判断出共产党已经得到警报。 他一面设法把情报紧急送往上海，一面继续留在敌人的机要机关中进行掩护。消息传到后，周恩来等人迅速采取措施，通知有关人员转移，销毁文件，更换住处和联络方式。国民党特务展开搜捕时，最重要的中央机关已经撤离。 这一次行动也意味着，钱壮飞苦心建立的身份彻底失去了。他不能再回到原来的生活，家人同样面临危险。周恩来后来谈及此事时曾说：“要不是钱壮飞同志，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。” 他救下的并不只是几位同志，而是处在白色恐怖中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。可在完成这场近乎不可能的报警后，钱壮飞没有离开革命队伍。他转入中央苏区，继续承担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，并参加长征。 他能读懂敌人的密码，却没能走出乌江边的山路 进入中央苏区后，钱壮飞的工作由秘密潜伏转向军队情报。他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、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等职。 军委二局的重要任务之一，是侦收、破译国民党军电报。长征途中，红军兵力、装备和补给均处于劣势，对敌军动向掌握得早一点，就可能避免一次合围；判断慢一步，则可能把整支队伍带进险境。 钱壮飞熟悉密码和无线电业务，也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运行方式。他所参与的情报工作，成为红军判断敌军部署的重要依据。这个曾在南京密室里拆译绝密电报的人，依旧在用密码为红军探路。 1935年3月底，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。国民党军队仍在追击，敌机不时侦察、轰炸，红军各部必须迅速通过渡口。 按照后来多数军委二局同志的回忆，钱壮飞当时身患疾病。他在行军中与队伍失散，没有随主力渡过乌江。警卫人员起初以为他已经先行过江，直到部队重新集合，才发现他没有归队。 一个掌握大量机密的高级情报干部失踪，绝不是普通掉队。寻找人员返回乌江一带，但山路众多，部队又不能停下等待，最终没有找到他的踪迹。 此后几十年间，关于钱壮飞的牺牲形成两种主要判断：一种认为他已经到了乌江南岸，牺牲于息烽一带；另一种则认为他根本没有过江，遇害于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一带。 1951年签发的烈士证明书，只能笼统记载他牺牲在“贵州省息烽县沙土附近”，安葬地点则写着“不明”。“沙土”这一地名以及是否过江的问题，使他的最后行踪长期无法确定。 真正的突破，来自乌江北岸一座没有姓名的红军坟。 无名墓中的遗骨，替失踪者说出了结局 当地老人回忆，红军渡江后，曾有一名高个子、长脸、带外省口音的红军独自行走。他一度在农户家中歇脚、询问道路，随后向梯子岩渡口方向赶去。 这名红军最终没能走到渡口。 金沙县党史部门在走访知情群众、核对行军路线后认为，这名掉队红军在堰田岩附近被当地土顽分子杀害，遗体后来由群众冒险收葬。由于无人知道他的姓名，坟前只能留下“红军烈士之墓”几个字。 墓主人无名，但当地群众没有把他忘掉。每逢清明，有人前去培土祭扫。20世纪70年代，因乌江渡水电站建设、水位将发生变化，当地又将遗骨装殓，迁葬到后山乡张家垭口。 这座墓的存在，让“金沙说”有了能够追索的落点，但仅凭口述和无名墓，还不足以确认墓主人就是钱壮飞。19